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笔记

现代语言学及结构主义语言学开山之作《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读书笔记。

版本

@book{ZHO,
  author    = {索绪尔 1857-1913 (Saussure, Ferdinand de) and 高名凯},
  year      = {2017},
  title     = {普通语言学教程},
  publisher = {商务印书馆},
  address   = {北京},
  isbn      = {7100139635;9787100139632;},
  language  = {Chinese}
}

@book{ENG,
  author    = {Saussure,Ferdinand d. and Baskin,Wade and Meisel,Perry and Saussy,Haun},
  year      = {2011;2017;},
  title     =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publisher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ddress   = {New York},
  keywords  = {Language and languages;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isbn      = {0231527950;9780231157278;9780231157261;9780231527958;0231157266;0231157274;9781912302857;1912302853;9781912281732;1912281732;},
  language  = {English}
}

语言概述

语言（lingue）是属于社会（具体来说应该是一个特定的语言社团）的一种规约，而言语（parole）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语言才是语言学最核心的研究对象。
语言产生于言语活动，但不受制于言语活动——比如说，没有人使用的死语言仍然是一种语言。
言语本身是连续的，包含无穷多的异质的细节，而语言则是离散化的一套符号系统。举例来说，在张三的言语中基频 110 Hz 的一个声调和李四的基频 105 Hz 的一个声调，在语言中则视作是同一个声调。也许可以说，言语是语言的一种具体实现（而文字则是它的另外一种实现）。
能指（signifier）指语音符号，所指（signified）指语义概念，语言符号（sign）则可以理解为能指到所指的二元关系。
语言的任意性，简单来说指的是特定能指和特定所指 是否存在关系 是任意的。
因为语言符号处于永续的过程中（'perpetuates itself', ENG 74，ZHO 翻译有问题），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在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不受个人意志的影响，甚至在大部分情况下不受语言社团的集体意志的影响。
由于任意性的存在，语言符号的一切变化皆是合法的。
共时（synchronic）语言规律普遍但不强制(general but not imperative），历时（diacronic）语言规律强制但不普遍。共时规律的例子：普通话的音节尾辅音只能是 /n/ 或 /ŋ/；历时规律的例子：中古汉语音节尾辅音 /m/ 在普通话中都变为 /n/。具体来说，共时规律是对语言符号系统的一个状态的归纳和描述，状态不是稳固的，随着语言演变，共时规律无法阻止这种状态被破坏，因此它不具有强制性。而历时规律是语言符号变化的规律，这种变化总是偶然的（有点类似基因突变，随机且不定向），因此它不普遍（没有很强的规律性，比较零散细碎）。
历时变化是从言语中产生的，个人的言语创新在整个语言社团中被接纳时即成为了语言的一部分，成为历时变化的材料。

共时语言学

共时语言学研究的一个语言状态是语言变化过程中极短的一段时间中语言的情况，其间一切语言的演变可以忽略不计，而不是研究一个时间点下的语言。
切分语言单位（delimiting linguistic units）是语言学研究的前提工作。这是基于以下一条公设：言语本身是连续的，但语言可以被切分为离散的语言单位（如音段、语素等等）。
切分语言单位的根本困难在于，实际处理的语料属于言语，而最终要得到语言的片段，中间必须经过一层抽象归纳（从个体的行为抽象出其背后集体的规约），这需要大量语料作为支持。
同一性是切分的参考标准。在切分语素过程中，同一性通常指音义一致（一致指不构成对立）。语言单位之间一定存在界限，但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positive terms）。
在确定语言事实（linguistic reality）时，语义（非语言系统的因素）和语法（语言系统的因素）都要纳入考量。
语言中的结合（即语言符号）是一种形式（form）（ZHO 153），而不是物质（substance）。这里的形式和物质是否对应古希腊哲学的形式（εἶδος）和物质（οὐσία）？我不太确定，或可参考 G Fine(2013), Plato and Aristotle on Form and Substance。而语言符号在共时层面上是松散的、非基础的（它是音与义之间的关系），在历时层面上是不稳定的，不符合亚里士多德对“物质”的定义。因此语言学中主要的研究对象不是语言符号的本质，而是语言符号在语言中的组织（比如语法学），有时也包括组成语言符号的物质——音和义——的编码方式（比如语音学）。
个人给语言符号下的一个定义是：对于特定语言 $U$ ，其音位（phoneme）记作 $φ_{i}$ ，其义位（lexeme）记作 $λ_{j}$ ， $⟨ Φ, Λ ⟩$ 为语言符号，若语音形式 $Φ = φ_{1} φ_{2} \dots φ_{n}$ 可用于表示语义形式 $Λ = λ_{1} λ_{2} \dots λ_{m}$ .
语言符号及其他语言单位的价值都是由对立确立的，正所谓“语言中只有差别”（ZHO 161），或者说“语言中最重要的是差别”。对立是切分语言单位的前提。
语言符号间普遍存在两种关系：组合（旧译句段关系，syntagme）和聚合（旧译联想关系，association）。前者指在实际言语中由小单位组成更大的单位，后者指人语言库中具有相同特征的一类单位（如语义基本相同下的派生词等）
许多情况下，语言符号在组合后，组成的整体的值大于部分之和。
语法纯粹是共时层面的概念。
语言系统中除了语言符号还存在其他抽象实体（如语序、语法格、论元结构等）。
结构主义语言学从描写言语入手分析实体，构建共时语言系统的模型，因此不承认空位、底层结构的存在（个人认为，引入空位有助于解释组合过程中整体大于部分的现象）。但结构主义认可空形式的存在（即一个结构的值为"空"，比如汉语的零声母）。

历时语言学

索绪尔对历时语言学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历时音变方面，而几乎没有谈及语法规则的演变（他认为语法纯粹是共时的，但实际上他论述的"言语单位的重新分布"已经是语法的历时演变了）。
历时演变不仅受语言系统内部（所谓"物理因素"）影响，也受其他语言社团内部的所谓"心理因素"影响。比如法语 prendr-ai（take-1SG.FUT，"我将拿"）来自 prendre（take，"拿"）和 ai（have.1SG，"我有"）的黏合——这个过程是由语言社团先行将两个概念黏合起来而触发的，并非由语言系统内部的某种动力触发。这是对自然主义语言观（语言依确定规则自发演化）的驳斥。
索绪尔的音变观几乎完全认可青年语法学派（Neogrammarian）的音变论，有两条公设：
1. 音变规律无例外。
2. 音变只受语音影响。
- 第一条公设是说，如果在特定条件下会发生特定音变，则凡符合该条件的语音片段都会发生该音变，也就是"音变规律同时作用在同一语言的所有要素 "。
- 第二条公设主要是说，音变不受语法和语义的干扰（比如，某个音变既可以发生在一个单纯的名词里，也可以发生在一个动词的形态后缀里）。
索绪尔将音变分为"自发"和"组合"两类。无条件和负向条件（比如，后接的元音不是低元音，这种条件阻塞"自发"音变，所以也算作"自发"）的称作"自发"的，正向条件的称作"组合"的。所有的同化作用都归入"组合"音变。
青年语法学派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语音渐变，即音变存在中间状态。比如拉丁语元音间的 /s/ 变为 /r/ 的音变（*genesis → generis），索绪尔认为应有浊化（/s/ → /z/）和 r 音化（/z/ → /r/）两步，其中前一步是元音带来的同化作用，而后一步是自发的演变。不过，跳跃现象（saltation）的发现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
历时音变必须从历时的视角来看待：历时的音变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有始有终，一个音变过程结束后其规则便不适用了。比如拉丁语发生 /sː/ → /s/ 音变时，上文所述 /s/ → /r/ 音变已经结束，因此拉丁语又出现了元音间的 /s/。又比如中古汉语的蟹摄三四等转入止摄的音变 /iɛi/ /iei/ → /i/ 发生时，止摄在齿龈擦音塞擦音后被同化成成音节齿龈近音（"舌尖前元音"）的音变 /i/ → /ɹ̩/ 已经结束，因此诸如"細"一类蟹摄三四等字最后是参与了声母逆同化的音变 /s/ → /ɕ/。
音变的发生应当和种族、地域没有直接的关联。不过，音变可能和语言接触有关。
音变的可能结果是不受限的，经过多个连续的音变过程后，语音形式可能变得面目全非。
音变可以破坏原有构词（ZHO 213-214）引发其重分析。比如拉丁语的 in-imīcus（not-friend，敌人）演变到古代法语的 enemi，否定前缀和词根融合，不再可分。
音变没有分流，这是青年语法学派音变论的第二条公设的推论。同一时间同一语言的某种语音形式，在相同（语音）条件下，不会演变出不同形式。诸如法语 coucher "躺" 和 colloquer "安置" 两个词都来自拉丁语 collocāre 的情况，实际上是法语从拉丁语先后借入同一个词两次，这两次发生了不同的演化的结果。
语音交替（alternation）现象本身不是音变。交替是共时态下两个语音片段集合之间构成有规律的映射关系的现象，比如德语的 Umlaut 现象：Hand ~ Hände (hand ~ hand\PL)、Gast ~ Gäste (guest ~ guest\PL)。交替是音变的结果——音变的过程是无法直接从共时态观测到的；同时，交替可能伴随着语法形态变化，但触发音变的仍然是该形态的语音形式，而非其语法功用。比如，Umlaut 现象是由德语复数后缀 /i/ 触发逆同化作用抬高元音 /a/ → /ɛ/ 与复数后缀本身的音变 /i/ → /e/ 叠加的产物——这是复数后缀的 /i/ 引起的，而不是复数引起的。
在 Umlaut 现象中，原有的复数规则变成了词中元音交替（ablaut）、再加词缀的新规则；但交替现象不一定会改变原有语法或构词规则。比如拉丁语的 in- (not) 前缀会根据后接音段产生多种变体，如 ir-rēgulāris(not-regular), il-lēgālis(not-legal), im-possibilis(not-possible), i-gnārus(not-knowing)，而并不破坏构词的规则。可见语音和语法词法有一定独立性。
类比（analogy）是指以某些语言形式为模型，将其规则推广到其他语言形式上的现象。比如拉丁语的 honōs “荣幸” 对应宾格形式为 honōsem，发生 /s/ → /r/ 音变变为 honōrem，类比其他宾格变化规则（-em），“荣幸”变为 honōr，这就是所谓的“矫枉过正”现象（hypercorrection）。由此，类比是可能引起历时变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类比可能只发生在部分词中——这与“音变无例外”的第一公设相抵触。（也许这就是后来词汇扩散理论提出的——语言演变可能是有词汇先后 的。）
语言演变很多时候不是一个语言形式在原地直接发生改变，而是语言中产生了新的语言形式，新形式逐步取代旧形式 的过程。
重分析（reanalysis）可分为两类：一是黏合（agglutination），即两个语言片段丧失各自的语义，联合为一个新的语言片段；二是边界移动（boundary shift），即两个相邻的语言片段，其中一者的语音形式移进了相邻的片段，比如拉丁语 Rōm-ānus “罗马人” 中“罗马”的 a 移动到了“人”后缀上。语言使用者自发进行的重分析并没有对错之别。
黏合发生后，语言的使用者不再能识别出其中原有的语素。与类比产生的新形式不同，类比可以是两个单位连接后产生高一层次的新单位（比如语素相连产生词），而黏合则通常产生同一层次的新单位（两个语素黏合成新的语素）。
语言的历时演变，本质上可以分为两种：语言单位的改变（语音和语义的演变）、语言单位组织、排列规则的改变（语法的演变）。
语言的历时单位不一定与共时单位对应。其一，发生演变的单位不一定以共时单位为单位（比如语音演变可能以音段为单位，而音段不是共时语言单位）；其二，两个共时态下的共时单位是否具有同一性较难判断（音变规则是在同一性基础上推导出来的，用音变规则证明同一性是循环论证）。
历时演变可以视作无限多个共时态的“累积”，而每两个共时态之间的演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地理语言学

在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中，语言比较的对象可以是历时单位（比如音变规则），也可以是共时单位（语音、语法等）。比较语言学的研究目标是研究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和接触关系，而在无亲属关系的语言之间进行比较是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 typology）的任务。
也许人类语言同出一源，但经过长久的异化，不同语系之间的语言之间已经找不到任何亲缘关系的证据，因此认为它们互相无亲属关系。
语言不是局限于特定地域和民族/民系的，方言同理。同一地域可能出现多种语言并存而不相混的状态，同一语言也可存在于多个不连续的地域；同一民族/民系也可能转操其他非本民族的语言。
随着文化发展和交流，足够大的异质的语言社团内部，其中一种方言（文化、经济、政治中心的方言都有可能）会自然衍生出共同语。共同语在发展过程中会掺杂其他方言的成分，从而与原方言产生差异，因此共同语并非某一特定地点的方言。此外，文字系统通常基于共同语产生，但存在共同语不一定存在文字系统。
语言（或方言，下同）在空间上的分布差异不是由地理环境的差异直接引起的，地理因素影响语言空间分布的一种可能性是：地理隔离导致语言之间接触减少，最终积累了足量不同的历时演变，导致语言分化，产生空间上的分布差异。
语言演变过程中，同一时刻总是存在多个正在发生的历时演变，而这些历时演变的空间分布可以不同（比如演变 $x$ 、 $y$ 分别有 $\cdot_{1}, \cdot_{2}$ ）两种变体，方言 $A$ 、 $B$ 可以分别发生 $A : x_{1}, y_{1}$ 、 $B : x_{1}, y_{2}$ 的演变，即 $x$ 的演变方式相同， $y$ 演变方式也可不同）。
不同语言之间不存在空间上或者语言学特征上的明确界限。
空间上不同语言空间分布的交界处，不一定存在过渡语言（兼有两种语言的特征）或是语言的连续统（continuum）。
语言社团内部的言语活动既可以推动语言演变规则的传播，也可以阻止新演变规则的产生（即，阻止言语的创新进入语言）。
语言演变规则在空间上的传播是扩散性的而非突变的——索绪尔采纳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的理论称之为创新波浪（innovating waves）。在扩散抵达的区域中，新形式与旧形式构成竞争，在此过程中可能产生不规则的演变。
扩散需要一定的时间，也会衰减，一部分区域扩散已到达，另一部分未到达，也可以因此而分化出不同的语言。
扩散可以在无亲属关系的语言间进行（即，接触）。非亲属语言发生相同的语言演变，称之为共同创新。在进行语言比较确定亲属关系时，需要排除共同创新，但共同创新的特征和继承自同一个祖先的特征不易区分。

历史语言学

历史语言学有两种研究视角，一种是回顾式（retrospective）的，一种是前瞻式（prospective）的。前瞻是指从一个过去的共时态的文献资料出发，考察到时间更近的一个共时态的历时演变；而回顾则是通过语言比较等手段构拟文献资料出现以前的语言。
内部构拟（internal reconstruction）是指对比同一语言一个共时态下的不同形式，拟测其历史上的形式及历时演变。比如，通过拉丁语的 ger-ō 和 ges-tus 可以构拟出词根 *ges 并归纳出 /s/ → /r/ 音变。
由于语言形式演变的连续性，语言之间并没有界限明显的世代之分。虽然说拉丁语是法语的“祖先”，但从拉丁语演变到法语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区分两种语言的界限，因此不说拉丁语是法语的“亲代语言”。而由于语言演变在空间上的不均匀，一种语言的某个共时态中保留的祖先的特征，不一定比同源的另一种语言一个更晚近的共时态保留得多且全面。因此在重构原始印欧语时不仅要参考文献最古老的梵语，也要兼顾斯拉夫语族、罗曼语族、日耳曼语族、亚美尼亚语等。
构拟（reconstruction）的目标不是完整地复原历史上的真实形式，而是要抽象出一个可以解释语言演变、当前共时态以及亲属语言间关联的模型。因此，构拟的产物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语言形式 。既然是模型，就很有必要随时根据新的资料对构拟进行修正。
构拟的原始语模型是基于音位 的（也就是构拟音系），而不是基于音段的（构拟精准语音），没有必要构拟额外的语音学特征。
构成语言社团（语言共同体）的基本单位不是种族，而是一时一地的社会统一体。同时，考虑到语言演变、语义变化、借词等因素，构拟的历史形式通常不能用作古代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证据。
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思维（mind）的关系较弱，或者说是次要的。比如说，原始印欧语没有谓词性词根开头的复合词，但德语中由于元音脱落，体词性词根变成了谓词性的形式，产生了此种复合词，但这不是思维方式改变的结果。（在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证据确凿之前，Sapir-Whorf 假说也许不应作为严肃语言学研究的公设）
语言和特定的语言特征（特别是类型学的特征）并不具有绑定关系。比如说，印欧语系的语言整体出现了分析化的倾向。即使是一段时间内特别明显、顽固的特征，也只是处于暂时的稳态中。
同一语系语言的共同特征，不一定 是原始语的特征，而可能是共同创新。
语言不是一个完全自主演化的有机体，可以说是一个受语言社团整体意志影响，同时按照不完全确定的内在规律演化的“有机体”。
语言学唯一的研究对象是语言本身。作为独立学科的现代语言学由此诞生了。